马东瑶︱论周必大的“士大夫文统”观
周必大像，故宫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国家博物馆藏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21年第12期，责任编辑陈斐，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作为南宋前期政坛和文坛领袖，周必大以词臣身份为基础，重新构建了北宋的士大夫文统。尽管与朱熹、张栻、吕祖谦等理学家关系匪浅，但周必大并未倒向理学之“道”，而是上承欧阳修、苏轼，关注文人在赓续儒家之“道”时的文学责任和社会责任。他对欧、苏文统的接受，既体现在儒家话语体系的传承，更体现在对“文以治道”的强调，由此形成他的“士大夫文统”观。周必大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文”与“道”的问题，他更关注“文”与“行”的问题，因此突显了创作主体的士大夫身份及政治践履，彰显了从欧阳修到周必大的士大夫文统的脉络和特色。这使南宋文章跳出词臣之文与理学之文的对立窠臼，上承“唐宋八大家”而获得持续发展。
宋代向来注重统绪，道统、文统问题都备受关注且相互关联。就文学史的叙述而言，北宋古文运动上接韩、柳，文以载道，成就为熠熠生辉的宋“六家”，可谓文统正宗。这一文统发展至南宋，在理学繁盛的环境中受到强烈冲击，但终不曾湮灭于道统中，而是接续北宋“斯文”之“道”，影响直至其后的元明清时代。“危局”的破解，当有赖于周必大这一具有关捩意义的重要人物。此前学界多认为，周必大以宰相之尊推动了理学的传播，却又与理学家在思想上存在着巨大鸿沟；周必大以词臣著称，诗文创作甚夥，却又算不上一流的文人，因而在文学史的书写中向来面貌模糊1。不过，如果换个看问题的角度，回到宋代文人、学者、士大夫的复合型身份的实际，回到宋代文学、思想、政治的复合型“文”的实际，就会发现：周必大作为南宋文统传承中的核心领袖，对于南宋文章接续北宋“六家”的发展，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学界对周必大的研究，主要着眼于与其宰相士大夫身份相关的政治事件、人物交游、家世行迹的论析考辨，亦有若干论文关注其诗歌、序跋文、日记等不同文类的创作，但整体来说，对周必大的文学研究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远不够2。本文拟将周必大置于两宋文章发展的流变之中，考察其“士大夫文统”观的形成和内涵，以期为重新认识周必大的文学及其文学史意义探寻新的视角。
一、文统、道统与词臣
谈及周必大的文统观，不能不提其《初寮先生前后集序》3。在这篇文章中，周必大构建了他眼中的北宋文统：宋兴以来，王禹偁始出，杨亿继之，欧阳修为杰出者，苏轼光显于朝，黄庭坚、张耒、晁补之、秦观“苏门四学士”接续之。此一脉络当中，从宋初的王禹偁到前期的欧阳修，再到中期的苏轼和后期的苏门弟子，是众所公认的北宋古文运动的统绪承继者，唯有杨亿，显得“格格不入”。
欧阳修像，故宫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国家博物馆藏
儒学发展到唐宋，随着韩愈“道济天下之溺”（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4，道统说逐渐出现。其中，北宋前期道学家石介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为文标举“三代”和汉唐，列出从孔孟、扬雄、董仲舒、司马相如、贾谊到王通、韩愈、柳宗元的道统；又专作《尊韩》一文，推尊韩愈的卫道之文。可以看出，石介建立的是一个明显重“道”而轻“文”，尤其是轻时文的统绪。在他看来，以华辞丽句为特色的杨亿时文，和佛、老可并称为毁坏儒家道统的三大“怪”（《怪说中》）5。那么，时人是否认同石介之说呢？后来成为古文运动领袖、被古今学界公认为尊韩学韩的欧阳修曾在嘉祐年间作《记旧本韩文后》，不过，他与石介对于传道之“文”的理解并不相同。对石介来说，“道”是核心要义，“文”只是传道的工具；对欧阳修来说，“文”即是“道”，并非儒家教义的简单传声筒，而是包孕着儒道的丰富内涵。接续韩柳古文传统的欧阳修与写作时文的杨亿、刘筠绝非同道，他在《记旧本韩文后》中直言：“是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6但与石介将之贬为“三怪”之一的严厉批判不同，欧阳修又曾赞赏地说：“先朝杨、刘风彩，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与蔡君谟帖》）7此“风彩”的内涵因缺乏具体语境，已不可考释，但欧阳修对杨、刘持褒贬兼有的态度则无疑义。周必大显然接受的是欧阳修一脉而非石介等道学家的文统观。
韩愈像，故宫南薰殿旧藏《唐名臣像》册，国家博物馆藏
但是，周必大的文统观并非以古文运动为唯一考量标准，他所论及的王禹偁、杨亿、欧阳修、苏轼和苏门四学士，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即曾经任职馆阁。有研究者因此将这一统绪归结为“词臣之文”，以区别于“理学之文”8。这不失为一种考察的视角。不过，“词臣之文”与“理学之文”似乎隐含着传统意义上的“文”与“道”的对立，而周必大的文统观却并非建立在这一对立基础上。魏了翁曾说：“苏文忠论近世辞章之浮靡，无如杨大年，而大年以文名，则以其忠清鲠亮，大节可考，不以末伎为文也。”（《杨少逸不欺集序》）9在评判杨亿时体现出的轻“辞章”重“大节”的特点，正是魏了翁对苏轼所论基于理学家惯有立场的“重道轻文”式接受。而考苏轼这一评论的原始出处，侧重点并不在此：“近世士大夫文章，华靡者莫如杨亿，使杨亿尚在，忠清鲠亮之士也，岂得以华靡少之？通经学古者莫如孙复、石介，使孙复、石介尚在，则迂阔矫诞之士也，又可施之于政事之间乎？”（《议学校贡举状》）10可见，苏轼对石介和杨亿的议论褒贬，首先是将范围限定于“士大夫文章”；其次，他评判的标准不在古文、时文，而是聚焦于与“士大夫”身份密切相关的“政事”。
赵孟頫，苏东坡小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轼行书《题王诜诗帖》页，故宫博物院藏
正如周必大提到杨亿的“刚直”时，亦非仅指个人品性，更关乎政治风节，他称赞苏轼“允文元祐词臣轼，劲节名章世无敌”（《进谢御书古诗》），同样将词臣之“文”与政治立场和风节结合起来。事实上，周必大从杨亿至欧、苏一脉所接受并强化的，正是一种与政治践履密切相关的“士大夫文统”，他对词科之文和词臣身份的解析，亦基于此。周必大在《试太学正刘光祖》中设问道：“若乃词科应用之文，视诗赋论策无大相远，而用力尤省，剽袭尤多，不过稍取其记问耳，此非通行之法也。然由今之制革前之弊，而欲得人如汉唐、如祖宗，为国家立功名著事业于他日，其必有道矣。”指出词科之文从文学的角度来说，甚至比不上诗赋论策，但从国家功名事业的角度看，却自有其存在的道理。其《翰林学士选德殿对劄子三首·自叙》亦曰：“臣窃观自唐至本朝，优待词臣异乎他官，非取其翰墨之工也……或有补于治道也。”二文都论及“道”，不过此“道”与道统无关，而是周必大借苏轼对陆贽的评价所说“论深切于事情，言不离于道德。当时奏议，具在方策”，均关乎政治践履。这正是周必大基于士大夫身份对“文”与“道”关系所作的独特解释。由此亦可看出，周必大无疑是以词臣身份为豪的，但他对词臣的定位，是重在“臣”而非“词”，或者说，是强调其以文参政的士大夫角色。
二、理学氛围中的文统论争
周必大试图借词臣身份建构“文以治道”的北宋士大夫文统，但这在理学氛围浓郁的南宋前期受到强烈质疑和挑战。淳熙六年（1179），吕祖谦编成《皇朝文鉴》，周必大欣然为之作序。吕祖谦奉诏编撰《皇朝文鉴》本是受周必大荐举，然而“序成书以来封示太史，太史一读，命子弟藏之”11。吕祖谦对周序不置一词，束之高阁，是认为周必大未能理解他的编撰用心，还是别有隐情？且从周必大《皇朝文鉴序》说起：
臣闻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养而教无异习。故其气之盛也，如水载物，小大无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烛照物，幽隐无不通……刚大之不充，而委靡之习胜；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说入……盖建隆、雍熙之间其文伟，咸平、景德之际其文博，天圣、明道之辞古，熙宁、元祐之辞达。虽体制互异，源流间出，而气全理正，其归则同。嗟乎！此非唐之文也，非汉之文也，实我宋之文也，不其盛哉！皇帝陛下天纵将圣如夫子，焕乎文章如帝尧。万几余暇，犹玩意于众作，谓篇帙繁夥，难于遍览，思择有补治道者表而出之……盖鱼跃于渊，气使之也；追琢其章，理贯之也。
周必大指出选文标准为“有补治道者”，这一理念与其两年前所作《翰林学士选德殿对劄子三首·自叙》一致。然而张栻却不这样认为。他在给朱熹的信中，批评吕祖谦“此书无补于治道，无补于后学”（《答朱元晦》）12。张栻此时其实还“未见成书”，为何会有此断语呢？《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意其议出周必大，必选词科之文，故意度而为此语也。”13张栻一向对词科之文颇为反感。罗大经《鹤林玉露》载：“杨诚斋初欲习宏词科，南轩曰：‘此何足习，盍相与趋圣门德行科乎？’诚斋大悟，不复习，作《千虑策》，论词科可罢。”14杨万里是受张栻影响而远离词科者，吕祖谦则与周必大一样，都出身词科。事实上，不废科举、不废辞章，不仅传授学生儒家之道，也教他们经世之学，这些都使吕祖谦与朱熹、张栻等同时期的理学家显著区别开来15。吴子良《筼窗续集序》云：“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吕公病其然，思融合之。”16这种“融合”的理念也是周必大所赞成的。他在《程洵尊德性斋小集序》中说：“自元祐间苏文忠公有诋伊川程氏之语，门人怨怒，力排苏氏。由是学问文章遂分洛、蜀，识者非之。绍熙甲寅，予自湘中归庐陵，有录事参军婺源程洵允夫袖长书及所业一通相过，合苏、程为一家，心窃异之……大抵论议正平，辞气和粹。”从程洵的斋名和文集名“尊德性”来看，有着明显的理学特色，但周必大特意指出其融汇程学和苏学“为一家”，显然，这也是他自己的理念。
吕祖谦像，故宫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国家博物馆藏
周必大虽出身词科，却一再表达了对华辞艳文的反对。他在《试军器监丞叶山》中设问说：“古之君子道德积于中，则英华发于外。因事而有言，譬如风行于水，云行于空，自然成文，岂假雕篆纂组之功也哉？”明显接续了苏轼的文学理念。《葛敏修圣功文集后序》亦曰：“盖遣辞近古，决非碌碌之士，而纤啬浮艳者，违道之文也。欧阳文忠公知嘉祐贡举，所放进士，二三十年间多为名卿才大夫，用此以取之与！元祐三年，东坡先生嗣典斯事，即文观行，所得为多。”词科出身者多擅时文，这也正是石介抨击杨亿的重点，周必大在词臣的身份上将杨亿引为同列，对杨亿时文的华辞丽句却持保留态度，更多接续的还是欧、苏主张实用的古文传统，认为“纤啬浮艳者”为“违道之文”，“遣辞近古”者则为“有补治道”之文。不过，周必大所称“治道”与张栻本于性理之学的“治道”并不相同。前者所指，在于欧、苏拔擢进士而即文观行，期之以名卿才大夫，即将儒家之道载之于文、履之于世。
张栻像，故宫南薰殿旧藏《历代圣贤名人像》册，国家博物馆藏
周必大称赞程洵的“论议正平”之语，在评价嘉祐文章时也曾用过。他在为苏颂所作文集序中说：“至和、嘉祐中，文章尔雅，议论正平，本朝极盛时也。一变而至熙宁、元丰，以经术相高，以才能相尚，回视前日，不无醇疵之辨焉。再变而至元祐，虽辟专门之学，开众正之路，然议论不齐，由兹而起。又一变为绍圣、元符，则势有所激矣。盖五六十年间，士风学术无虑四变。”（《苏魏公文集后序》）周氏谈到“士风学术”之“四变”，而与之随行的还有文章之四变。周必大认为至和、嘉祐年间，亦即以欧阳修为文坛领袖时期，是有宋文章最盛之时17，而其特色就在于“议论正平”。“尔雅”“正平”“和粹”，都指向一种雅正平和的文风，这与其说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特点，不如说是周必大出于政治和“有补治道”的考量而对一种理想化文风的标榜。
《宋文鉴》书影，明正德十三年（1518）慎独斋刻本，南京金陵博物馆藏
与上述士风学术“四变”说有所褒贬不同，周必大《皇朝文鉴序》对从建隆到元祐四期文章的梳理，只有特色的概括而无褒贬轩轾。叶适对此颇为不满，认为周必大对每个年号所代表的时期都加以夸赞是谄谀之举18。这或是他出于有意与皇权拉开距离的理学家立场，而周必大则是为官修文鉴作上呈皇帝之序，本就有着政治的背景和考量。在理学家当中，吕祖谦的特别之处是不仅出身博学鸿词科，还不废举业，其《吕氏家塾读诗记》《左氏博议》《古文关键》等都是专为后学备考科举而编之讲义，至于奉诏编撰的《皇朝文鉴》，具有经世特色的选文更与应试目的大体相通。因而，周必大从“有补治道”的躬行角度对《皇朝文鉴》进行阐发，应当说正符合吕祖谦“以文为鉴”19之旨，至于吕氏藏而不论，大约是在周必大与朱熹、张栻对于“知”“行”等问题有尖锐冲突的前提下，不愿再激化矛盾。事实上，吕祖谦最终没能入《宋史·道学传》，恰恰在于他的理念与朱熹等理学“正宗”有着很大差异，《皇朝文鉴》也并未通过选文呈现理学家所期待的道统。而周必大在为吕祖谦所作祭文中，称其“学富而醇，文敏而丽”（《祭吕伯恭礼部文》），从“学”与“文”两方面赞赏吕祖谦，尤其是其后一句“主盟斯文”，可见他是从文统而非道统的角度来定位吕祖谦的。
《吕氏家塾读诗记》书影，南宋江浙翻江南西路转运司丘崈刊本，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
从“四变”说可以看出，周必大自是认同“欧阳修最有力”，但他为何不提“嘉祐”而要说“天圣、明道”呢？从他的表述来看，多以每位皇帝的头一两个年号指代其在位时期，因而此处不是在阐发北宋文章的发展流变，而是以排比句式赞赏这是异于汉唐的“我宋之文”。“文伟”“文博”“辞古”“辞达”，这些评价中既有欧、苏古文的痕迹，其实也有对汉唐之文的承继，它们主要不是对北宋不同时期文章特色的分而论之，而是以类似互文的手法，体现了周必大对北宋文章的总体性评价。或者说，正如后文周必大以四字对宋文之“盛”的另一种概括，是盛在“气全理正”。
与之相对的则是前代之文“刚大之不充，而委靡之习胜；道德之不明，而非僻之说入”。“刚大”与“萎靡之习”是“气”的呈现，“道德”与“非僻之说”则与“理”相关。“道德”和“理”看似是周必大对理学的靠近，不过他所表述的“其理之明也，如烛照物，幽隐无不通”和“追琢其章，理贯之也”中“理”之含义，并非性理之理，而通于前引《程洵尊德性斋小集序》所论苏学“物有是理”之“理”，指的是事物的内在规律。其《张彦正文集序》中所说“论思献纳皆达于理而切于事”之“理”，亦与此同；而“切于事”，则与欧阳修强调的“施之于事”一脉相承。
三、欧、苏文统的“施之于事”
今人所见欧阳修文集，大体以周必大编订本为基础。他在《欧阳文忠公集后序》中说：“虽与公生不同时，殆将如升堂避席，亲承指授，或因是稍悟为文之法，此区区本意也。”落款为“前进士周某谨书”。与周必大在其他序跋中多用官衔不同，“前进士”的自称，表达出对欧阳修十足的敬意和承传斯文的使命感。他不仅为欧阳修文集作后序，还为其《集古录》作前序、后序，年谱作后序，这体现了周必大对欧阳修著作的精心研读。周必大又作《庐陵县学三忠堂记》，记谥号为“忠”的三位庐陵籍先贤，他最为推崇的便是欧阳修，赞美其“以六经粹然之文，崇雅黜浮，儒术复明，遂以忠言直道辅佐三朝。士大夫翕然尊之，天子从而谥之曰文忠，莫不以为然”。作为对照，周必大提到，同为乡邦名贤的刘沆身为宰相，二子俱为待制，请谥而不得，“必士大夫翕然尊之乃可得耳”。周必大还在《跋三苏画像赞》中说“是家一瓣香，并为文忠公”，从欧、苏同谥“文忠”的角度谈到儒家之道与载道之文的传承。如前所论，周必大努力建构北宋士大夫文统，也一再谈到“传道”问题，如称韩愈“以六经之文鸣于宋，盖传道之宗在焉”（《题方季申所刻欧阳文忠公集古跋真迹》），称赵令畤“文献相承，夫岂偶然。推而上之，传道安可以无宗哉”（《跋赵德麟书》），那么，此“道”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呢？
欧阳修《集古录跋》（局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朱熹像（右），《至圣先贤半身像》册，（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在《宋元学案》中，周必大与朱熹同列胡铨武夷学派，朱熹最终成为官方思想程朱理学的代表，周必大却不被认为是理学家，甚至连广义的道学家也算不上，原因在于二人对“道”的理解存在重大分歧。他们曾书信往来，反复论争。周必大以欧阳修为标榜，反对空言明道，朱熹对此大为不满，认为欧阳修“虽于道体犹有欠缺”，但也并非“全不学道”20。周必大又曾与张栻就“知”“行”问题往复论辩21。他不赞成理学家“知则无不能行”“未有不知而能行者”之论，认为学人在知识、智力和思想上是有层级差异性的，张栻、朱熹等是能由“知”而“躬行”的“上智”之人，但这样的智者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则是易堕于“贪名弃实”之境的“中人”。周必大以“行”与“实”为标准，对嘉祐、熙宁、近世等不同时期有高下之评判。他对“近世”评价最低，认为“贪名弃实”者不在少数，其害最大；熙宁时期所论者虽高美，然“行事”却并无胜过前人之处；唯有嘉祐以前的名卿贤士，并无高谈阔论，却以践履而足为后世榜样（《与张钦夫左司书》）。这里虽未明言欧阳修，但反对空谈“道德性命”、重视“践履”，正是欧阳修之“道”的突出特色。
欧阳修是否言“道”？诚如朱熹所说，欧并非“全不学道”，但这“道”显然不是“道德性命”之“道”、“性理”之“道”。庆历以后，随着疑古议古之风的兴起，对于性理的探讨也蔚然成风。作为疑古议古的重要人物，欧阳修对当时士人动辄空谈性命义理表示不满和忧虑。在写给李诩、张棐等后学的信中，欧阳修批评了当时好言混蒙虚无之道的习气，认为六经所载都是“人事之切于世者”（《答李诩第二书》）22，周公、孔孟所教人者，都是树桑麻、畜鸡豚一类易明可行之道，故君子之“道”的要义便在于“履而行之”，他由此进一步阐发了“切于事实”的先圣之“道”：“君子之于学也务为道，为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见于文章而发之，以信后世。”（《与张秀才棐第二书》）23苏轼秉承了欧阳修“以修身治人为急，而不穷性以为言”（《答李诩第二书》）24的思想，关注现实政治，而反对高谈性命。他在《议学校贡举状》中说：“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自子贡不得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也哉？”25周必大的“践履”之“道”，正是承自欧、苏。虽然并非全不言“道”，但正如他在给张栻信中自称“无受道之质”（《与张钦夫左司书》），看似自谦，实际却是对性理之“道”不感兴趣。尽管与朱熹、张栻、吕祖谦等理学家关系匪浅，甚至因推重理学而在“庆元党禁”中被韩侂胄一派“指为罪首”26，但周必大并未因此倒向理学之“道”。同样是在给张拭的信中，他赞赏“学问醇正”的郑景望，然此学问并非空言，乃“见于履践”者（《与张钦夫左司书》）。这也正是其《题张无垢手书》中强调的“所以修身，所以诲人”之语：“闻见所得，不如践履之深。”
欧阳修行楷书《灼艾帖》卷，故宫博物院藏
欧阳修又进一步认为，“文”正是“履之以身，施之于事”的“道”的体现。由此，他重新阐释了“文士”的定义和责任。欧阳修指出，后学看到前辈之文，以为仅仅是文而已，于是闭门用力于文辞，结果却越努力越不及，其实，原因在于“道未足”（《答吴充秀才书》）27。欧阳修批评后学只知沉浸于文辞之美的弊病，提出文士当关心百事，才能为“文”的写作提供充盈的底蕴。“职于文”的文士，秦汉以来一直地位不高，这也正是周必大《王参政文集序》中所说“儒生文士或不足于事业，名卿大夫于文辞又不屑为，自西汉以来，二者已难兼矣”。欧阳修将文士的关心百事与“道”和“文”联系起来，指出文士应当有关注现实、担当天下事的热情，才能道气充盈，写出“浩乎霈然”之文。由此，欧阳修强调了文人的文学责任和社会责任。
《欧阳文忠公文集》书影，宋庆元二年（1196）周必大刻本，国家图书馆藏
周必大在《龙云先生文集序》开篇即曰：“庐陵郡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续韩文公正传，遂为本朝儒宗。”肯定欧阳修接续的是韩愈以来的文统，耐人寻味的是，他并没有称呼欧阳修为“文宗”，而呼之以“儒宗”。何谓“儒宗”？擅文章自是欧阳修的显著特色，正如周必大一再称扬于他的：“惟公道德文章师表百世”（《跋苏石帖》），“欧阳文忠公文章事业师表百世”（《题方季申所刻欧阳文忠公集古跋真迹》）。“道德”“文章”“事业”，乃儒家所追求的“三不朽”，都是欧阳修毕生致力之事，而当周必大以“文章”一词表达时，实则兼涵了“道德”与“事业”在内。其《题印山罗氏一经集后》称欧阳修为“大儒”，是从治《系辞》《诗经》等儒家经典的角度论及作为思想者的欧阳修，而对欧阳修“儒宗”的称呼，体现的则是“士大夫文统”的特色。其“文”之内涵，正如苏轼《六一居士集叙》所说：“宋兴七十余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圣、景祐极矣，而斯文终有愧于古。士亦因陋守旧，论卑而气弱。自欧阳子出，天下争自濯磨，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长育成就，至嘉祐末，号称多士，欧阳子之功为多。”28苏轼以“通经学古”之儒道、“救时行道”之践履、“犯颜纳说”之风节，总结了欧阳修所确立的“斯文”的内涵。在欧、苏等普遍接受的“文如其人”观念下，这是对“文士”的要求，也是对“文”的要求；是对溺于文辞的纠偏之道，也是对论卑气弱之文的补弊之道。
四、周必大“士大夫文统”观的形成
周必大对欧、苏文统的接受，既体现在儒家话语体系的传承上，如“气”“德”“才”“学”“言”“行”等，更体现在其对“文以治道”的强调上。论及“气”，其《皇朝文鉴序》开篇即提出“文之盛衰主乎气”的“气盛”说，不难看出源自韩愈“气盛言宜”论。《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则具体论述了“气”的重要性，认为六经、子、史是“文”的底蕴内涵，由此形成身不可屈、道不可缓的“刚大之气”。《王致君司业文集序》将“学”与“气”并举，指出二者对为文的重要，认为只有将广博的学养和贯通的气势结合起来，才能使文章丰赡而不散漫、庄重而不拘谨，既有纵横驰骋的议论，又善于从千头万绪中抓住问题的要害。而最重要的，周必大强调，归根结底是要“措诸事业”，即践行于实事。至于华辞丽句，不过是余事而已。
在周必大的论述中，“气”之盛固然是以六经之“道”为底蕴，但更多时候他并不论“道”，而常以“德”与“言”“行”并论。不管是引孔子“有德必有言”（《芮氏家藏集序》），还是声称“德之盛者必有言”（《张文靖公文集序》），都与欧阳修“道盛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29相近，指作为文人士大夫所应具备的儒家底蕴，但“德”与“道”一样，并非周氏所论之重点，最后往往落在“行”30。如他认为张文靖公的“学术”本原并不在孔孟之道，而是皋陶、伊尹，是以“谟猷”（即谋略）闻名的上古贤臣（《张文靖公文集序》）。《吴康肃公芾湖山集并奏议序》更直接阐发了如何得为“名臣”：“才气可以任事，而以学术本之，未有不为名臣者也。”其后所论“才气”与“学术”，皆不同于一般理解的才华、学问，而落脚于政治“躬行”。《王参政文集序》特以丁宽为例，指班固作《汉书·儒林传》，推丁宽为“儒林之冠”，并非因为其学术高出他人，而在于“乃为梁王将兵拒吴、楚，号丁将军”。周必大认为，班固其后在京房、高相传中一再称将军而不名，“以示别异，盖有深意存焉”。他以王之望比丁宽，称赏王氏“学根于经，故有渊源；文适于用，故无枝叶。奏札甚多，皆可行之言；内制虽少，得坦明之体。酷嗜吟咏，词赡而理到”，认为他兼有文章、事业，非偏于一方者可比。至于周必大为赵鼎所作文集序，将其与唐代李德裕相比，认为二人忠言正论之气、临机决断之能乃至贬死岭南的政治遭际都“相类如此”，赞其气节端方、学术纯正，“德与文又孰加此”（《忠正德文集序》），也同样是着眼于政治践履。
《周必大集校证》书影，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周必大的序跋偶也体现出较明显的理学特色。如《黄简肃公中奏议序》引理学家常论之“诚动于中而形于言”，称黄中“负正心诚意之学”，又引孝宗的评价，赞其“庄重诚实”；而简肃公“当暑未常挥扇”的细节，也颇有理学家道貌岸然之风范。不过，周必大同样注重其入世之“行”。在历数黄中所任之职后，赞赏他是“见于职守，发为议论，始终不叛所学”的“名臣”。为游于叶适之门的邓传之作序时，解其《求斋记》为“自求于内，收放心于外”，至于邓氏“出入经传，推寻义理，而举业亦不废也”（《求斋遗稿序》），正体现出“内”和“外”两方面兼顾的特色。而之所以强调其不废举业，正如周必大在《抚州登科题名记序》中指出的，读书人进德修业、怀才抱艺，只有通过科举才能实现他们一则“平治天下”、二则“黻黼斯文”的理想。
周必大“切于实用”的文章观也贯彻在其文体论中。其《皇朝文鉴序》详论不同文体的写作要求后，又指出所有文体都应遵循的普遍原则在于事辞相称、文质兼备，而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事比辞重要、质比文重要。这种文质观正是庆历时期欧阳修、刘攽等强调的“以意为主，文辞次之”31。周必大又曾在《朱新仲舍人文集序》中评价“登馆阁，掌书命，文章浸显于朝”的杜牧“议论切当世之务，制诰得王言之体，赋序碑记，未尝苟作”。同样在遵循文体特色的基础上，重视词臣之文的实用性。至于其《龙云先生文集序》所说“顷尝与乡人论公之文，如《南郊赋》气格近先汉，已为泰陵简擢；诗、书、序、记往往祖述韩、柳，间或似之；铭、志丰腴，规摹文忠，读者可以自得”，则明显体现出文章写作从韩、柳、欧、苏上溯至秦汉古文的复古观念。这种以古文求实用的理念在周必大序跋中随处可见，如《仲并文集序》：“《蕲州谢上表》以古文就今体，自成一家，凡为国抚民、据旧图新之意，无愧前哲。此由学广闻多，非特天才骏发而已。其他论时事，条利害，深切明白，务在可行。”周必大所重视的，自是在“为国抚民”之文的“可行”。值得注意的是，谢表一般以骈文写就，仲并出之以古文，正体现出当时古文的盛行。周必大《芮氏家藏集序》曰：“绍兴末，高宗将内禅，殿中侍御史蜀名士张震以名闻，高宗曰：‘是能古文者。’即日擢监察御史。”这体现出当时最高统治者对古文的偏好。事实上，南宋前期最高统治者“最爱元祐”32的表态，一定程度上也成为周必大强烈推尊欧、苏古文和“元祐词臣”的潜在政治因素。周必大亦在《葛敏修圣功文集后序》中谈及，其外祖当年以古文论周秦强弱而见知于苏轼，在科考中被置于前列，等到政和年间入掌书命，则因专用西汉文体而遭政敌打击。可见在周必大看来，作为承载思想和立场的“文”，本就常常联系着政治斗争和时局变迁。
这一与士大夫身份紧密关联的文统观既然重在实用，则自不同于纯文学观念下的“文”，而有着更宽泛的外延。据欧阳修《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刘敞“为文章尤赡敏。尝直紫微阁，一日追封皇子公主几人，公方将下直，为之立马却坐，一挥九制数千言，文辞典雅，各得其体”33。这是以顷刻间写成九制之事，称赞刘敞才思敏捷。周必大《掖垣类稿序》则引欧阳修《外制序》“除目每下，率不一二时，已迫丞相出，不得专思虑，工文字”，指出制诰从起草到颁布，“付授经由皆有时刻，不容少缓”，刘敞立马一挥，并非“自夸其敏赡”，而是“吏偶稽违”。在一个快速运转的行政机制中，由于办事人员的拖延，才使刘敞不得不迅速写完，以免造成后续工作的延误。也因此，周必大指出，对于知制诰这一职位的要求，不仅是“能文”，“所以试者，观其敏也”（《掖垣类稿序》），更要才思敏捷。制诰之文既有作为“王言”的程式化特色，也是不能“专思虑”的急就章式创作。在为制诏策问文集所作序中，周必大引欧阳修之语曰：“学士所作文书皆系朝廷大事，示于后世则为王者之谟训，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实。”（《续中兴制草序》）从“行”与“文”的角度谈及馆阁之文的编撰传承。可见这类文的留存于世，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从欧阳修到周必大的“士大夫文统”观，而它无疑能使人获得对宋代文章乃至政治思想文化更为深入全面的理解。
结语
朱熹曾说：“于当世之文独取周益公，于当世之诗独取陆放翁，盖二公诗文气质浑厚故也。”34方回则曰：“欧阳文逮周益公，诚斋诗传杨长孺。”（《送康彦博文夫吉州教长句二十韵》）35二人都将周必大与南宋成就最高的诗人陆游或杨万里联系起来，或称其文为当世之最，或赞赏其传承斯文。这为我们提供了重新审视周必大的文章创作和文学史意义的角度。朱熹统评周文、陆诗为“气质浑厚”，这是一个内涵并不清晰的批评术语，大体指向一种雄浑、厚重、大气、深广的格调，它显然是对周必大全部文章的总评而不仅仅指向理学家并不赞赏的词科之文，即使包含词科之文，也应从“士大夫文统”的角度加以理解。事实上，宋代骈文上承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一从李商隐至杨亿、刘筠，一从陆贽至欧阳修、苏轼。周必大的骈文便属于后者。因而方回所称“欧阳文逮周益公”，可以说也统摄了周必大在文章写作上对欧阳修所开创的宋文特色的全面继承。
《周益文忠公集》书影，南宋刻本，日本静嘉堂文库藏
欧阳修自是被公认的北宋古文运动的领袖，但周必大所接续的，并不完全是韩、柳、欧、苏一脉文学史意义上的古文传统。周必大要解决的不仅仅是“文”与“道”的问题，他更关注“文”与“行”的问题，因此突显了创作主体的士大夫身份及政治践履，彰显了从欧阳修到周必大的“士大夫文统”之脉络和特色。周必大与欧、苏一样，有着鲜明而强烈的斯文传承意识，在他的书序题跋、自代劄子、墓志碑铭等多种文类中，随处可见“主盟斯文”“斯文未丧，上继欧阳文忠”“文献相承”“传道之宗”“今之欧阳公也”等表述和称誉。周必大以宰相的政治地位、理学家的友盟身份和各种文类兼擅的文学创作，以“文以治道”的自觉意识，主盟南宋中期文坛，使南宋散文上承“唐宋八大家”而获得持续发展。
注释
1 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551页）仅在第十一章《宋四六》将周必大作为南宋前期四六文创作的“四大家”之一加以简介；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3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页）仅在《南宋的四六》一节提及周必大为南宋前期的四六名家。其他文学史也大体如此。
2 主要成果有杨瑞：《周必大研究》，浙江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王聪聪：《周必大年谱长编》，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论文；邹锦良：《南宋周必大家世行实考述》，《宋史研究论丛》第16辑，河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李超：《周必大、朱熹与吕、范解仇公案——兼论南宋政治上的调和思想》，《河南大学学报》2017年第3期；侯体健：《论南宋祠官文学的多维面向：以周必大为例》，《文学遗产》2018年第3期；李光生：《理与气：〈宋文鉴序〉的文化阐释——兼论周必大与理学家的分歧》，《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李贵：《南宋行记中的身份、权力与风景——解读周必大〈泛舟游山录〉》，《复旦学报》2020年第1期；李光生：《周必大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许浩然：《周必大的历史世界：南宋高、孝、光、宁四朝士人关系之研究》，凤凰出版社2016年版；王瑞来：《周必大集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版。
3 本文所引周必大诗文皆据王瑞来《周必大集校证》，仅随文注明篇名。
4 10 25 28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09页，第723页，第725页，第315页。
5 石介著，陈植锷点校：《徂徕石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2页。
6 7 22 23 24 27 29 33 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056页，第2592页，第669页，第977页，第670页，第664页，第664页，第526页。
8 许浩然：《南宋词臣“文统观”探析——以周必大书序文为线索》，《文学遗产》2015年第3期。
9 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310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69页。
11 叶盛：《水东日记》卷一九，清康熙间刻本。
12 《全宋文》第255册，第122页。
13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698页。
14 34 罗大经著，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7页，第319页。
15 参见马东瑶：《吕祖谦的文学教育》，《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
16 《全宋文》第341册，第19页。
17 周必大有时也以“庆历”指代之：“本朝文章至庆历而盛，欧阳文忠公实主夏盟。”（《陆子履嵩山集序》）
18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696页。
19 赵彦适：《〈宋文鉴〉跋》，吕祖谦编，齐治平点校：《宋文鉴》，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119页。
20 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690页。
21 参见邹锦良：《“知行”之辩——周必大与张栻学术交谊考论》，《孔子研究》2013年第4期。
26 《宋史·周必大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971页。
30 周必大《临江军三孔文集序》引《论语》“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其所谓“行”，等同于“德”，而非“知行”之“行”，故后文称：“读之者知为有德之言，而非雕篆之习也。”
31 刘攽：《中山诗话》，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84页。
32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289页。
35 杨镰主编：《全元诗》第6册，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536页。
本文为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散文序跋文献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5ZQA14）成果。
*文中配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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